2024年初，低迷已久的埃及经济连续释放几个积极信号：1月正式成为金砖国家集团成员；2月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达成35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协议；3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80亿美元融资协议。另外，世界银行、欧洲联盟等其他国际机构和组织也将向埃及提供低利率贷款及援助，为埃及实现货币稳定、实施经济改革提供支持。
然而，这些“救火”举措虽然能大幅缓解制约埃及经济发展的外汇短缺危机，却不足以让深陷债务飙升、通货膨胀高企、货币贬值以及俄乌冲突和红海危机溢出效应的埃及经济彻底转危为安，埃及政府任重道远。
埃及经济低迷受多方因素影响
历史上，埃及曾是中东地区经济体系完善、经济结构多元的极少数国家之一。然而，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改变了埃及的经济结构，从而造成埃及经济结构中的单一性与对外依赖性问题，导致当代埃及陷入长期的地租经济旋涡之中。
1975年至1985年间，依托非生产性收入的增长，如侨汇、苏伊士运河的通行收入、石油和旅游业收入，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8％。上述四大创汇产业如今仍是埃及的经济支柱。在前总统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埃及经济遭遇了地租经济和实体经济双重衰落的危机。2011年中东剧变爆发后，埃及经济凋敝，社会矛盾突出。
分析人士指出，埃及经济发展长期严重依赖于外部环境。“美元荒”是拖累埃及整体经济危机的核心表征，而导致“美元荒”的主因是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首先是美联储持续加息导致大量外资流失；其次是苏伊士运河通行收入因红海危机骤降；再次是维持每月35亿至40亿美元粮食等必需品进口费用；最后是到期美元债务支付以及国际借款不到位等。
需要看到的是，近年来，利比亚政治僵局、苏丹内乱、巴以冲突的持续外溢效应，从不同方向加剧埃及周边动荡局势；难民问题、红海航道受阻、西奈半岛安全局势恶化等问题则不同程度地冲击埃及旅游业和航运业。上述因素，都令埃及经济长期承受下行压力。
除此之外，埃及阿拉伯研究中心顾问、国际关系和政治经济研究专家阿布·贝克尔·迪卜认为，过去十年人口增长过快对政府发展经济的努力构成了巨大挑战，因为这给资源有限的埃及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国家消除贫困和失业的任务也更为艰巨。而在经济增长难以满足目前人口需求的情况下，下一代的未来发展也受到威胁。
埃及正与国际机构积极探索发展路径
今年以来，阿联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欧盟等一系列融资支持大幅改善了制约埃及经济发展的外汇短缺，埃及政府目前将重心放在如何充分利用外汇实现经济调控目标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埃及阿德尔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人卡里姆·阿德尔认为，塞西政府在金融、财政、基础设施建设与加强实体经济等领域的改革措施和埃及“2030愿景”方向正确，埃及经济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不过，阿德尔指出，埃及实现经济复苏尚需时日，因为埃及还需要一项真正的结构改革计划，大力促进农业、工业发展，实现粮食安全和出口制造业增长，同时还要尽量保证汇率的稳定性，这样才能吸引新投资，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必须促进生产力发展，为引进发展生产力所需的材料和技术提供更大便利。
埃及阿拉伯研究中心顾问迪卜认为，根据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欧盟等最近达成的金融支持协议，埃及政府承诺将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确保公共债务水平的可持续性，继续维持财政纪律，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包括取消对国有企业的豁免和特权，这些政策是很大的利好。
基于此，美国高盛集团修改了对埃及经济前景的预测，预计埃及未来四年将出现265亿美元的外部融资盈余，而不是之前预计的130亿美元的预期赤字。
而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埃及还应继续发挥区域影响力，积极斡旋地区冲突，努力化解冲突外溢风险，以确保国内基本安全稳定。在此基础上，利用苏伊士运河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汇处的区位优势，埃及可通过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寻求更多发展机遇。
此外，迪卜指出，埃及应该抓住如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多边合作机遇，完善立法、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国投资，通过合作学习先进知识并获得技术转移，升级改造埃及制造加工、旅游、建筑房产、信息技术、运输和物流等行业，让经济走上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