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对中国文化产业尚没有造成破坏性的冲击，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或许2009年才是真正对我国带来考验的一年。在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还不能准确估量的前提下，我们都要始终有这么一种基本的态度，就是不管这次金融危机如何演变，我们都要力争把握机遇谋求发展。今后一段时期，我们需要坚持“四个一点”：“尽量把问题想得复杂一点、准备充分一点、行动积极一点、措施具体一点”，坚持文化产业的“二为”方向：“文化产业为产业服务，文化产业为文化服务”。一方面，文化产业为“产业”服务，文化产业要广泛地为其他产业服务，为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全面为第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服务，并在服务中与这些产业结合，在服务中创造，在服务中提升；另一方面，文化产业要为“文化”服务，为文化事业服务，为公民文化权益服务，最终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服务。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服务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路径，要通过服务求得认同，获得支持，取得发展。

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我国反金融危机力量与其博弈的背景下，如何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如何抓住机遇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就需要我们在非常时期、面临非常机遇的情形下，以非常思维、非常作为来应对。这里暂且提出十大初步建议（姑妄称之为学术版的“文化十条”吧），但愿能起抛砖引玉之功。

一、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力度，制定并实施“文化振兴”国家战略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1]，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我国经济应该能实现平稳快速发展。但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政治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影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方面，从历史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产业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正是美国、日韩等国从政策上对文化产业予以了大力扶持，本国的文化产业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使综合国力得到了提升。对中国而言，应该吸取历史的经验，看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思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确实抓住了发展机遇，实现了向文化产业大国迈进的目标。但是，本次经济危机爆发后，亚洲地区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也正是文化产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韩国。受经济危机的影响，韩国经济面临股市大幅度下挫，各大银行缺乏充足的美元储备，韩国七大银行信用度降低，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降等问题，诸多现象表明韩国已经全面陷入经济危机。这一现象让我们思考：经济危机与文化产业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文化产业在国家产业结构中占据重大比重的情况下，是否在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更容易受到冲击？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这一问题上应思考更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国要不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如何发展？我国对文化产业提到多高的层面予以重视才是合理的？文化产业占据国家经济构成的多少百分比才是最佳的？多少资源（人力、财力、土地等）用于发展文化产业才是适度的？如果中国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我国文化产业的合理产能有多大？是否要对产能进行一定的控制？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在哪里？市场的消费能力有多大？等等。

从中国国情来看，我国拥有约占世界1/5的人口，却仅拥有不到世界7%的土地，加强对农业及工业的基础性建设的投入力度，是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重要举措，因为在关键时刻保证人民生活和生存的基本刚性需求关系着国计民生、国家稳定。虽然文化产业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距离实体经济与物质生产越远的经济形态，在具有更大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具有更大的经济风险。越高端、越远离人刚性需求的产业形式，其巨大的创收，其实是建立在对低端产业形式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因为他们盈利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工业高度发展所支撑的整个市场经济发展和人们消费的高水平。如果在一、二产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脱节，整个文化产业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将受到无法估计的打击和重创。

以创意为内核的文化产业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产品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意识形态特征。从产业形态来说，文化产业形态相对于传统的农业、工业来说，更加变化不定；从产业形式来看，文化产业形式也相对而言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开放性和较高的国际关联度，在金融危机的激荡下，越庞大的文化产业体系，也许越容易受到波及和冲击。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文化产业该走向何方，是值得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

诚然，这是对较长时期的未来发展的一种战略性担忧，有一点“杞人忧天”的意味。而在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较低，还远没有达到可能影响经济安全的比重。“据测算，2006年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是2.45%，比2004年提高了0.3个百分点。”[2]而同期，“据统计，文化产业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美国是25%左右，日本是20%左右，欧洲平均在10%—15%之间，韩国起码高于15%”[3]。有着丰厚文化底蕴和文化资源的我国文化产业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而且，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既可以解决大量就业问题、又有强大需求的产业，从长期来看，中国现在和将来需要做的事情是放手发展第三产业，文化产业应该大有可为。

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国家对文化及文化产业投入还是不够。据《2008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十五”期间，国家财政对文化部系统的文化事业费拨款达到133.82亿元，加上地方财政的文化事业投入，“十五”期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达到495.22亿元。五年来，全国财政用于文化体育事业支出累计3104亿元，但是相比国家对科技、教育、农业等领域上万亿的投入来说，这个数字还是极低的，还需要加大对文化及文化产业的投入，以进一步提高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投入的额度方面，韩国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比例可给我们一定的借鉴。2000年韩国文化事业的财政预算首次突破国家总预算的l%，2001年又上调到9.1%，进入“l兆韩元时代”。随着政府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占文化事业总预算的比例由3.5%增长到约17.9%”。[4]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7月，我国文化部成立文化产业司，标志着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开始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而学界对文化产业的关注早于此前就已经开始，但为什么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时间几乎与韩国同时，但韩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而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却难称文化产业强国，这不能说不和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关。我国2001年3月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才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2002年“文化产业”第一次写进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尽管文化产业开始广受关注，不少省市还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口号，但一旦落到实际行动，文化产业甚至文化事业似乎又被冷落到一角。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经四川省政府同意，年内不能开工建设10个项目退出今年的重大项目计划，其中属于文化项目的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美术馆名列其中，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对文化的态度，文化远离人们的刚性需求，一旦有风吹草动，即首当其冲。从阶段性应急的角度来说，情有可原。但从战略上来说，似乎失之短浅。

韩国、日本在1997亚洲金融风暴中的一系列表现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和借鉴。在目前处于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有非常作为。可以考虑制定并实施“文化振兴”国家战略工程，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力度，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大型文化项目，增加文化产业发展的机会，刺激文化产业界的信心。要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在当前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发展文化产业，本身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二、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建立以“政府主导、学术领头、基金支持、部门协作、企业操作”为原则的“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文化产业科学发展模式”

目前，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不科学。虽然“官产学研一体化”的理念在我国有着普遍的认同，但事实上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官产学研之间存在“几张皮”现象，政府、学界、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有效的整合机制。就政府而言，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信产部、发改委、财政部等等均与文化产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各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联合机制，而且各部门的资源也得不到有效的整合。

因此，在由于金融危机而加快了我国经济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跨界域全面整合资源就面临着极好的机遇。这方面，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模式可供借鉴。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2001年成立，隶属于韩国文化观光部。该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全方位地支援文化产业，即在加强文化立法、建立资金支持机制、构筑集约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奖励机制、加强流通现代化建设、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着力，提高和加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支持产学研结合，通过“产学研协同技术开发”，着重提高企业技术研究开发的水平和效率，并于1994年和l997年分别颁布实施了《合作研究开发促进法》和《科学技术革新特别法》，把产学研合作研究纳入法制的轨道。在目前的特殊机遇期下，为有效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可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这一公共机构，建立以“政府主导、学术领头、基金支持、部门协作、企业操作”为核心的“官产学研一体化”的文化产业科学发展模式。有创新才有进步，有创新才有发展动力，文化产业科学发展新模式的建立，不仅对文化产业发展本身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也是对当下学习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回应。

在我国，文化产业属于意识形态领域，而且政府在制定政策、培育市场和加强宏观调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必须重视政府在推动“官产学研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可由文化部牵头，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信产部、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政府部门参加，来有效整合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资源，加强各部门的沟通联合，高效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另外，通过充分发挥有关教育机关和团体的学术优势，把其学术优势转化为创意优势、人才优势，突出其领头地位。并在政府的强力政策支持下、在“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支持下，吸引大企业、大资本积极投资文化产业，并以多元融资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壮大基金规模，推动大型企业成为我国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主力，通过企业操作这样的方式，来提高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与国际接轨。

三、尽快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以保障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

从《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到今年10月19日温家宝在安排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时说“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以及“国十条”中的“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的明确表态，这些都给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金链条断裂、资金供应紧张是许多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最为关注、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难题。文化部必须考虑如何为文化企业建立无形资产质押贷款、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体系等等。因此，建议由文化部联合有关部委向国家申请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专项用于引导专业投资、担保机构向文化企业投资、担保。

基金额度方面，根据以往的资料，1995年财政部下发了《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至2000年，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共拨付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近30亿元；2007年7月，首个国家级引导基金启动，投入1亿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而今年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共51.1亿元。今年新增的22亿中，16亿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贷。可见，国家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是在逐年加强的，尤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更是加大了投入力度，以助其渡过困难期。韩国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于2001年成立了文化振兴院并在第二年通过国家预算拨款、投资组合、专项基金等方式共融资5000亿韩元（约22亿人民币）作基金，大大促进了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快了韩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步伐。这次金融危机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峻，为保证我国众多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在基金额度上初期可为50至100亿元人民币。基金管理人方面，受出资人（国务院）委托，“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可作为基金管理人，承担出资人管理义务。

通过引导文化产业基金对文化产业的风险投资、担保，不仅可以满足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且可以带动社会资本围绕政府整体产业布局有效聚集、整合，激发民间文化产业发展动力与活力，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四、设立“大学生文化产业创业基金”，助推大学生就业工程

金融危机和高校连年扩招是造成大学生今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业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大学生的创业，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创业资金不足、创业能力有待提升、信用缺失等等。在全国各地都积极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工程的背景下，文化部如何既要利用自身的优势为身陷金融风暴浪潮中的大学生更好地实现创业提供良好的条件又要规避大学生创业带来的风险，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资金问题。当前国家正大力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近期央行所释放出来的信息也回应了国家的号召。在政策的支持下，文化部可考虑设立“大学生文化产业创业基金”，鼓励大学生在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创业，为其创业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

创业能力问题。文化部可根据创业者以及创业项目的实际，联合教育系统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相关的培训以对大学生进行创业训练，提高其创业能力。

信用问题。为降低风险，文化部应制订一套规范的专门针对大学生以及创业项目论证的评估体系，以最大限度保证“大学生文化产业创业基金”能真正发挥对大学生创业应有的作用。

五、推行“国民文化消费计划”，拉动文化市场消费

如前面分析，金融危机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消费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由于国民文化消费的保守性等原因，不仅我国文化消费水平还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国民文化消费市场很可能会面临进一步萎缩的局面。刺激内需、促进消费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虽然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有着巨大的文化消费空间，但国民的消费潜力却一直没有很好发挥出来。文化消费作为文化产业链上的终端环节，有文化消费才会有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与空间，因此如何刺激文化消费需求就显得尤其重要。

最近，国家旅游总局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国民休闲计划”，该计划将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采取具体措施倡导奖励旅游（针对优秀员工）、福利旅游（针对低收入群体，企业可把奖励旅游、福利旅游支出列入其经营成本）、修学旅游（针对学生群体）、银发旅游（针对离退休人员）等，以促使更多市民参与到国内旅游活动中，目前这一计划正在审核中。文化部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并联合相关部门推行相关的“国民文化消费计划”，推出“惠民文化消费券”等，通过“文化周”、“文化行”、“文化节”、“文化年”等形式，倡导、促进电影消费、图书消费、旅游消费等等，以拉动文化市场消费。

六、评估现有“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新增部分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推进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的优化

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战略性、示范性和带动性的作用，将为我国文化产业在重点领域取得跨越式发展助力。《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十七大报告也都着重强调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从“国十条”中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项目是国家重点投资的项目之一。加快推进重大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优化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也是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的关键一环。但是，在各种文化产业基地获得空前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动漫产业为例，目前我国有三十多个动漫产业园区和十七个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最近文化部停止对新增动漫基地的审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基地过多过滥以及走向同质化。因此，重新梳理在建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对其进行验收评估，并结合文化产业结构总体布局，新增部分重大文化产业园区项目，对优化我国文化产业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在全国的布局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文化部命名的四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西安曲江新区、华侨城集团公司、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沈阳棋盘山开发区集中在西北、华南、华北、东北地区，而华中、西南地区还没有。因此，政府今后应重点考虑在华中、西南地区培育国家级产业示范园区，以优化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在全国的地域布局。

关于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在学术界存在一定争议。笔者认为，文化产业园区不是建与不建的问题，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园区作为文化产业的显示标志，一方面在建立健全产业链、集中优势发展重点行业、激活文化创新、推进文化进步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园区的建设更可以充分引起社会对文化产业的关注，为文化产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服务，也会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发挥重大作用。文化产业园区可考虑通过挖掘有价值的地域文化资源，加强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互动融合，进行优势互补。例如，文化产业与文化地产相结合，以最终形成一批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基础、文化创意为核心、文化传播为宗旨”的示范园区。地产资金服务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可以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公益性的文化推广，切实为公民的文化权益服务，保证文化产业的稳步发展；同时文化地产通过增加文化附加值，也可以获得地产价值的提升。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科学地发展文化产业园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振兴也会起到支持、推动的作用。

七、加快在西部地区建设一批“特色文化产业群”，推动文化改革试验区建设

“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目前已初步形成特色文化产业群，而西部地区在这一方面还乏善可陈，西部地区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资源、自然资源，文化产业发展具有极大的优势和潜力。”[5]虽然西部在打造“特色文化产业群”方面已初见成效，比如西安拥有全国首批两个国家级示范基地之一的曲江新区，“西部文博会”永久落户西安等优势，成都、昆明、重庆、贵阳、兰州等地在建设特色文化产业群方面也频频出手，但这并不能掩饰整个西部文化产业在国家文化产业格局中的尴尬地位。西部其他地区在发展具有自己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民俗特色的“特色文化产业群”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会带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可能性。西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这次调整机遇，加快推出一批西部特色的文化产业群重点项目，以赢得国家的财政、政策支持。在展示大西部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样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旅游文化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全国文化产业布局的优化、推动大西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考虑建立文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问题，笔者认为，从考虑地域发展平衡性等多方面来看，文化改革试验区应该首先设立在西部。笔者早于21世纪初就提出了“文化特区”（即“文化试验区”）的构想。理由是，在全国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全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综观我国经济、政治特区的设立，地域上均处于东部，而在西部设立文化特区，则可以以文化事业和产业的超常规发展来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以求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而在目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抓住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在西部建立文化改革试验区，对于未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八、加快“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要“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自2007年始，文化部在对各地文化生态综合调研考察的基础上，启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至今已有四个试验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密切相关，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整个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本质上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为贯彻“国十条”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要求，文化部应配合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加快对各地文化生态综合调研考察，尽快确定其他几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文化生态保护工作。这不仅仅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以实际的行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九、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项目

我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三农”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建设提出了更加细致合理的规划方案，而且4万亿刺激内需的投资计划更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做了战略性的政策倾斜。可见，农村是拉动我国国内消费的一块不可忽视也不容忽视的战略要地，撬动农村消费将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开拓巨大的市场。因此，应大力发展以农村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并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建立特色鲜明配套完善的农村文化产业园区；同时，进一步挖掘农村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走资源与资本相结合之路，发挥独特的区域优势，以吸引投资和刺激国民进行文化消费。大力发展在农村领域的文化产业项目，这对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积极回应“国十条”中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十、持续、有效地推进中国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然而，目前政府部门对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扶持体系，在资金补助、税收减免、出口奖励等方面力度也还不够。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十条”中第四条和第六条均对中国文化事业与产业在国际上争取新的发展机遇有着政策上的保障，也给我国持续、有效地推进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让世界真正“发现东方”带来了契机。

第一，在拓展境内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国际影响方面。其一，利用目前中国较为稳定的资本市场，可考虑从政策层面鼓励海外文化企业资本进入，例如吸引海外剧组进入境内影视基地、积极承接设计类行业的外包业务、文化园区利用互惠政策引入海外资本等。其二，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第二，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等相关部委可抓住时机加快对中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等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投资建设，以此为载体推进汉语教育事业及中国文化传播。同时，如何解决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遇到的政治障碍、如何处理海外干部派遣的人事问题等，都非常值得思考。文化企业方面，虽然欧美市场的衰退对国内文化产品制作业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但国际文化消费市场仍具有很大空间，如亚非拉地区市场尚有待开拓等；出口资金短缺问题上，除中央、地方的专项资金，还要充分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支持作用。国家目前已经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纳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从目前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进程来看，对上述银行资金扶持的利用是不够的。另外，通过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第三，目前投资海外文化企业既是机遇，也具风险。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很多境外公司市值已经较低，跨国并购对于中国希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然而文化产业投资见效周期较长，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由于中外企业运作方式的差异，易导致投资境外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失位，以至资产流失，甚至进一步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因此，购入海外濒临破产的文化企业亦需慎重。

结语

此次金融危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安全，我国经济变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虽然目前还不能准确的估量。从我国目前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我国经济应该能够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平稳快速发展。但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政治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经济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影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识时务者为俊杰。”无论这次金融危机如何发展，我们都要保持高度的关注，善于发现并抓住机会，适时把握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该出手时就出手，力求既快又稳又准地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总之，只要我们从最坏的情况作最积极的努力，尽量把问题想得复杂一点、准备充分一点、行动积极一点、措施具体一点，从容应对，稳而不乱，就能够在金融危机的劲风中昂然独立，走过寒冬，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