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美国文化产业的经营总额近几年高达几千亿美元。其中，好莱坞大片、三大电视网的娱乐节目、时代华纳等公司制作的流行音乐占据很大份额。在美国的商品出口中，视听业紧随航空业和食品业之后，每年为美国提供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文化产业发展靠什么？联邦政府起什么作用？中美文化产业有何不同？就这些问题，记者书面采访了美国著名学者、媒体人、《江泽民传》作者罗伯特·库恩先生。库恩认为，美中两国对文化产业的界定不尽相同。在中国，文化产业是较广泛的概念，包括了媒体(广播电视)、娱乐、出版和音乐、舞蹈、美术、文学等所有门类。而在美国，“文化”一词的内涵范围有限，一般是指那些与知识、美学相关的文科，如绘画、雕塑、古典音乐、歌剧、芭蕾、纯文学、剧场表演等。而对广播、电视和报纸通称为“媒体”，“新媒体”则包括互联网、个人电脑以及手机等，“出版”是指所有书、报、杂志等的印刷。另外，还有“流行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歌曲等。

依靠商业运作 限制过度竞争

谈及美国联邦政府行政上没有设立文化部的原因，库恩指出，美国文化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下，依靠商业运作，让最好的文化产品流行于市场，为媒体等社会潮流的引领者认知和接受，继而影响大多数民众。不过，美国对这种市场竞争模式也加以限制和约束。例如，要求文化观念的自由表述不能侵害种族、宗教等社会结构，或引发社会动乱。

库恩说，美国文化体制以市场为主导，好处在于可为民众提供更多样的选择，同时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但美国政府也要在这方面有作为。比如，出资办公共广播电视，避免民众被迫收看纯商业节目。不过，在美国的公共广播媒体中，私营成分也占有相当比重，美国公共广电业的资金就主要来自当地的私人捐赠或企业赞助，因而，公共广播电视公司也必须在资金和创意方面参与竞争，这就迫使公共广播电视台必须迎合社会需求。

1965年成立的“国家艺术基金会”和1967年成立的“公共广播公司”，是美国两个主要的国家级文化机构。库恩说，这两家机构都由美国国会直接拨款，负责支持艺术和非商业广播电视的发展。它们对文化行为和观念都没有“管理权”，其影响力仅在于调配手中有限的资金给那些值得支持的项目。

媒体监督企业 法律监管媒体

对美国媒体有“行政管理权”的国家机构，是“联邦通讯署”(FCC)。这是唯一有权给广播电视台发执照的机构。

库恩指出，美国媒体在监督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竞争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近年来，一直是美国媒体而不是政府，在有效地监督、制衡一些大企业不顾社会责任而过度追求利润的行为，诸如财务违规，做假账，造假产品，经营管理不善以及腐败行为，等等。此外，美国媒体在引导文化观念、树立社会公德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也颇有作为。但美国媒体也存在滥权等问题，也有媒体不负责任地制造轰动新闻或假新闻，或为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夸大事实。而美国社会对媒体的监管主要是靠各类法律法规，如诽谤法等。民众可依法起诉媒体，政府则通过立法来监控媒体。

中国文化产业应走自己的路

库恩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十分欣赏。他认为，中美两国体制不同，中美文化产业的背景与发展也不同。他指出，中国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当中国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时，文化产业也自然随之发展。这有助于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忘精神文明的建设，两者对于“和谐社会”都不可或缺。

库恩还说，中国农村的众多人口还处于发展中状态，因此，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保持稳定是重中之重。惟此，经济才可能高速发展并最终造福于民。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文化产业较之西方仍需更严格的管理，当然，中国文化产业也同时需要从西方的发展中汲取新鲜经验。

谈及不同体制下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时，库恩认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持续发展范例，中国如此众多的老百姓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生活改善。在文化产业领域，中国政府应提出指导方针并监督落实，同时允许中国日益活跃的文化产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积极竞争，通过参与竞争，催生中国新型跨国文化企业，使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中处于重要地位，犹如目前中国经济对世界的重要性一样。在21世纪，中国也须打造世界级的文化和媒体企业，这种“软实力”对于中国同样重要。

库恩还认为，中国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中国文化产业应发挥与科技产业相平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