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阿克曼博士  德意志银行管理委员会及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

介绍

此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是金融业发展至今史无前例的。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危机前几年所实现的增速已经呈现一定的放缓迹象，2007年度GDP同比增长曾达13%。尽管如此，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强劲的8.7%的增速，而且2010和2011年仍可能超过这一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投资推动，其中的大部分是投向以出口为主导的生产活动，这从中国近期成为世界的新“出口冠军”这一事实就能得到充分地印证。尽管这一经济模式被证明取得了巨大成功，帮助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改善了生计，同时支持了区域甚至全球的增长，但2009年1季度国际贸易的大幅下降导致相关主要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战略都出现巨幅波动。挥之不去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以及对部分发达国家财政健全状况的担忧都将给中国外部需求稳定的、可持续恢复带来一定风险。中国因此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平衡其增长推动力的挑战。

中国政府其实早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也就是从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计划期间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对GDP增长渠道进行多元化的发展。为此而采取的主要举措是发展和挖掘中国内部的经济潜力。在内陆省份，随着制造业将生产基地从沿海转向内地，并为西部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巨大的未开发需求和收入随之出现更为迅速的增长。因此，这些地区也具有巨大的内部增长潜力。



除了经济潜力的地区扩展外，中国还将得益于国内需求范围的扩大，即服务业的发展，包括消费领域和商业服务，这些将成为商品生产的补充。服务业包括两个主要次级板块：消费者服务和商业服务。

消费者服务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这意味着这一转型将创造大量的就业。这将使中国经济能够依赖国内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增长，同时减少全球经济疲软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除了消费者服务领域外，随着在中国生产的商品范围扩大，更具资本密集性、高附加值的业务服务也将展现巨大潜力。市场更复杂的商品往往需要更多的支持性业务服务，包括物流、研发和IT等。

最后，经过调整改善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将创新作为关键要素纳入其中，创新能够带来生产流程的改进，并且因此增加产能。

本文的其余章节将研究服务业的关键推动因素，并从全面的角度看待创新引导的经济，而且在适当的时候，结合中国以及北京的实际进行探讨。

第一章:转型为服务型经济

  1a) 结构转型的推动因素

一系列的驱动因素影响着结构化转变以及从工业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首先，GDP中服务业所占比重的上升反映出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随着中国家庭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更多的可供支配收入会用于购买生活非必需品，其中大部分会用于服务业。

其次，还有外包行业，全球化促进公司利用效率潜力以应对全球竞争的挑战。这主要适用于制造业公司。面对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众多公司将IT领域或物流领域等支持性业务活动外包给专业的外部服务提供商。这种垂直整合使得公司能够致力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并且提高其生产运营效率。因此通过对劳动力的跨行业划分以及对业务服务外包的需求增长，全球化推动着产业转型的巨变。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这只是统计学假象：在将某项服务从制造公司外包给外部提供商的流程后，增值模式仍然存在 – 只是效率有所提高 – 而且基本上保持不变，不同的只是将其分派给了经济运行环节中一个不同的行业而已。服务业本身目前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交易，而在许多领域国际性竞争力还并不够充分。在制造行业垂直分割的情况更为常见。

在中国，迫使公司提高效率的全球化压力相比于其他很多国家还并不凸显。自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已经在多领域开放并参与国际贸易。不过仍然存在一些非关税壁垒，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公司是国有企业。这会削弱许多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隔离开来。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美国传统基金在开放程度研究报告中将中国仅排名为第132位。但是中国在外贸方面仍然相对开放，而且已经成为“出口世界冠军”，2009年出口了价值为12,016亿美元的商品。进一步的市场开放将增加竞争压力，从而促使专业服务公司发展其先进的业务服务。最终这将加速中国成为服务型经济体的转型。

服务型经济转型的第三个结构化变化驱动因素是技术的进步和革新。正如农业产能增加带来工业化社会的建立一样，制造业效率的增长目前正改善每单位产品所需劳动力的投入。多余劳动力常常能够在第三产业找到工作。由此可见，服务提供商能够得益于技术的进步和革新，比如数字化普遍应用等。但是在大多数服务业，以资金替代劳动力的可能性相当有限，倒是制造业存在更大的合理性空间。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个实际情况的印证，即技术进步带来的产能增长促进了私人消费的发展，而且反之亦然：高效的生产力带来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商品价格的下降，从而提高了消费者的承担能力。其次，更大的需求使生产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此外，工资水平也会与制造业产能的提高相适应。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鲍姆(Baumol)的成本降低原则，服务业的工资水平也会提高以保持这一行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过由于这一发展模式并不能得到相应产能增长的支持，更高的工资将必然导致服务价格的上涨。因此，商品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将会下降。价格关系的这一变化会在计算各经济行业在GDP中比重时得以体现，也就是说这将加速结构化转型的步伐。

关于技术进步和革新影响的这一观点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近年来正在经历产能的迅速增长。其原因之一就是从国外大量进口技术。中国是技术的净进口国，因此所支付的技术使用费大大超过了向国外出口技术的所得资金。2007年这一差额几乎达到60亿美元。



中国得益于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进程，因为这些趋势促进了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入。2009年中国进口的机械和运输设备总计达4,080亿美元。平均而言，从2000年开始，这些产品的进口额年增长幅度达到18%。不过迄今为止强劲的产业优化推动力并未在制造行业中得以体现，换句话说，需求规模的增长抵消了产业优化的效果。在2003至2008年经济增长过程中，第二产业创造了5千万个工作岗位，超过了第三产业（3900万个），毫无疑问，制造行业依旧提供着最多就业岗位机会。不过这一情况必然会在将来得以改变。由于服务业劳动力密集程度的提高，因此它将能够比其他的经济部门吸收更多的劳动人员。由于2009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随之引发的出口总量的急剧下降，第三产业的产业化进程速度也已逐步加快，只是尚未在统计数据中得到体现。在未来，由于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较高而且需要更多的支持性业务提供服务，如果制造产业继续致力于更为复杂的商品生产，第三产业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第三，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推动了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化。一般而言，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度要略高于制造业，也就是说对服务业劳动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相对较高。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服务业领域，一些服务业的知识密集度要求较低，比如零售业或住宿业。但是在管理咨询或金融行业等高级业务服务领域则需要受过较高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员。

 

尽管1996至2007年期间中国人口中未接受教育的人口比例略有增加，但是整体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尤其反映于大学和高等教育：这一领域的比例增长超过2.5%。因此，中国拥有发展高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领域的潜力。

在需求方面,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可以利用有形商品需求的饱和来解释。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让公司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水平。不过有形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经常低于1。这意味着收入上升时,在有形商品上的花费呈现下降趋势,因为它们的边际效用降低。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将越来越侧重于服务业。服务业的饱和水平一般较高，或者在达到特定的最低收入界限之后,它们就不再被追求。所以第三产业可以吸收大部分增长的人均收入，而且在富裕社会中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第二产业。

不过，这种情况基本适用于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还并不适用。中国耐用消费品市场总体尚未饱和，但部分饱和情况已经呈现，沿海城市和内陆省份之间、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高收入者相对集中在沿海省份，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地区，耐用消费品市场的饱和可能成为潜在的问题。



这也就是中国的发展重心正在逐步从沿海地区转向内陆省份的原因。中央政府已对持续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状况采取了措施，在2000年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计划。这项计划尤其注重改善投资环境，并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在内陆省份设立企业。因此，这些地区目前已经开始迎头赶上。不过,来自中国家庭的需求仍然远未达到饱和程度。此外,由于中国生产商出口比例较高,中国市场的饱和程度并不会像那些产品主要销往国内的国家一样成为问题。因为存在对“世界工厂”生产商品的全球需求,中国的结构变化并不像发达工业化经济体那样受到需求饱和的推动。

总体来看,推动中国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已经在发挥作用。但是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情况相比,迄今所有这些驱动因素的效应还不是很高。在消费和商业服务领域，中国的潜力尚未激发。与此同时,全球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仍然居高不下，而且体现在制造业的需求还在高速增长。尽管如此,中国的发展道路仍与西方国家50年前的情况类似，制造业的增长开始放缓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全球的需求已难以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繁荣水平。随着竞争压力的上升,公司将不得不提高其生产运营效率 – 从而使商业服务供应商从中受益。2009年的金融危机推动并加快了这一过程。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家庭服务的需求也将越来越高。

    1b) 服务业发展

2008年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为40%，是国内第二大经济部门。工业和农业分别占GDP的49%和11%。在过去20年间，上述数据已发生显著变化。1990年以来，服务业和工业的重要性明显增加，农业所占比重则逐步下降。



在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一般在70%左右，在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国这一比重甚至更高。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结构性调整的驱动因素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深入分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组成部分的长期变化即可发现，中国各经济部门的发展步伐远未达到一致的速度。这一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经济周期的影响，因为工业和服务业对周期性的反应方式各不相同。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制造业的重要性逐步下降。这一阶段，服务业是因农业下滑而受益的主要行业。互联网危机过后，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对出口密集型制造业最为有利。因此，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增加，服务业比重则保持稳定。在上行和下行周期内，这一趋势尤其明显：经济危机通常会加快结构性变化的步伐，但在复苏和发展阶段，结构性变化的步伐则会减速。因此，尽管在统计数据中尚不明显，2009年后服务业在国内GDP中所占比已经增加。



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发展工业部门。服务业尽管并非政策重点，但该行业的增长受到两大因素的推动：第一，向规模庞大的国内人口提供服务；第二，向工业活动提供支持性功能。今后，政策重点需要向服务业转移，以降低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尽管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停滞不前，但中国的服务业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服务业相对停滞的原因是上一经济上行周期内第二产业的增长更为迅猛。制造业增幅高于服务业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中国已经开放并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能够从西方经济体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此外，中国一直鼓励制造业而非服务业，因此进一步加剧了上述局面。其次，国内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持续增长。由于国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国内对消费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正如1a)段所述，收入的进一步增长可能促进消费逐步转向服务业。这一转型在沿海省份已较为明显，但在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内地省份而言则尚需时日。目前，工业部门的重要性仍然难以撼动。

      1c) 北京服务业前景

北京是中国首都和中央政府行政中心，拥有1,600万人口，其中许多居民属于新兴中产阶层。因此，与其它省份相比，北京在服务业领域具有天然优势。过去20年内，北京服务业在名义GDP中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39%增至2009年的76%，并在1994年超越制造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北京服务业的名义价值已从1990年的195亿人民币增至2009年的9,005亿人民币。



其中，银行和保险业位居首位，占服务业总值的19%。其次为批发和零售 (17%)、IT服务 (12%) 和房地产 (10%)。上述4部门占服务业总值的60%左右。



1990年以来，北京服务业的年均增幅为13%，高于11%的GDP平均增幅。尽管缺少服务业的历史细分增长数据，但至少在2003-2009年的可得数据显示，服务业中银行和保险、批发和零售，以及IT服务三大部门在多数年份中均创下两位数增幅。过去7年内，租赁和商业服务 (19.6%)以及研究 (17.5%)等行业同样实现了强劲的增长。房地产行业的周期性更强，2007-2008出现负增长后，2009年再度实现7%的增幅。



重点关注行业

北京服务业一直保持强劲增长。随着中国经济走向成熟，服务业同样需要满足未来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在这一点上，如下行业值得特别关注。

—、银行和保险

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将日益成熟，北京有望引领该行业的未来增长。北京是中国的银行和保险业中心，所有大型银行（内资和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均在北京设立了总部或子公司，以便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和监督机构保持密切接触。伦敦金融城在全球金融中心研究报告（2010年3月报告）中将北京与迪拜、莫斯科和上海等新兴市场同类型城市共同列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对手之一。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排名中，北京位居全球第15位。在保险行业指数中，北京表现良好，位居全球第7位。此外，北京的银行业指数同样位居全球10强之列，名列第10位。  我们认为，下列因素可预示银行和保险业的未来发展
前景：

1.中国金融业日后必将成为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行业。  预计到2018年，中国有望实现13%的全球金融市场份额，16%以上的全球股票市场份额，以及超过5%的全球债券市场份额。

2.消费银行业务被视为重要的增长领域。

3.中小企业(SME)服务覆盖仍然偏低，但国有企业(SOE)正在拓展海外扩张。这预示着企业银行业务、资金管理服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前景良好。

4.中国拥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高数量的高净值个人(HNWI)，这预示私人银行业务前景良好。

5.人口老龄化趋势预示着资产管理和保险服务业的广阔前景。

在未来发展中，北京的银行和保险业需求进一步的开放，以保持中国金融中心的长期发展，并最终成为真正的全球金融中心。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的事实将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但中国的国内市场仍然相对封闭。这要求中央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经合组织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可进一步开放并吸引针对保险和银行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



除了进一步放宽对银行和保险业外国直接投资的管制，中国法律体系和会计标准的可信框架下的持续改善也将十分有助于提升北京未来全球金融中心的排名。

—、教育和科研

众多的顶尖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为北京在服务业的出色表现做出了贡献，它们培养了一大批受到良好培训和教育的人才。在这个方面，中国已经在新兴亚洲国家中取得了优异的表现，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22%（印度只有13%），不过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82%) 和英国 (59%) 等发达经济体。这也预示着中国在提高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上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中包括提供教育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建设，扩大教育机构的学生容量，以及为那些难以承担学费的合格申请人提供资金资助。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育阶段。为了保持教育的发展，这通常也是必要的第一步，因为在这一阶段往往可获得正面的教育外部效应。不过，随着中国经济日趋成熟，创新成为增长源泉的新动力，中国的公共支出的确有必要同时向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在其他方面，学术研究领域也依赖于源源不断的高校毕业生。在顶尖大学以及公共和私立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之下，北京市研究机构的综合实力已得到普遍认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得化迫切性与经济不断增长的协同发展，绿色能源和环保领域研究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当然这也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北京具有领导此研究领域的有利条件，因为它可以在协调政府出资机构和私营公司之间的资源调配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汽车工业以及工业用途的替代能源和减排领域。

—、医疗卫生

2009年4月推出的雄心勃勃的医疗卫生改革旨在为城乡居民提供广泛的基本医疗卫生系统，这是中央政府发出的一个明显信号，说明它将医疗卫生视为对老百姓的一项“公共服务”。中央政府在头三年初步投资规模为8,500亿元的计划，将为该行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医疗卫生服务的许多领域将得到有效改善，例如在疾病预防与控制、健康教育、母婴医疗保健以及精神健康方面等。北京一流大学中的一些顶尖医院和医疗研究机构可以设定标准，提供培训，甚至复制中国其他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的成功模式。

第二章：形成创新能力

中国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经济的总体需求水平仍将高速增长，潜在的市场规模十分巨大。例如，中国数亿人口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进入中产阶级，并期望从不断增长的财富中而受益。中国需要创造性的理念来培育创新，从而实现稳定的增长和可持续的繁荣。因此，高效快速的知识和技术传播，要求更高的中、高等教育程度普及率，更广泛的研发资金投入以及更多的高技能、创新导向的技术人员。很显然这并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不过在产品、服务和流程方面的创新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极为重要。

     2a) 创新 – 经济成功的推动力和催化剂
我们周围到处都是创新：从电动牙刷和音乐播放器，导航功能手机到金融产品，各种形式的创新无处不在，而且成为几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基础。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创新是重要的经济因素，推动增长、就业和繁荣。创新还是确保竞争力的主要贡献因素。

未知领域创新的过程

科学和政策导向的文献中对创新的定义十分广泛。例如，欧盟将创新定义为对经济和社会领域新鲜事物的成功生产、消化和利用。这个术语常常用于描述新的理念和发明及其商业应用。因此，创新的范围包括从理念一直到可销售的产品而完成的途径并定义为创新的过程。创新的过程具有多个方面：理念通常并不能直接形成理想的结果。相反，它们必须重新考量，重新调整并进行修改。相应地反馈或循环构成了创新过程的一部分，而它本身也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要测算或估计一个地区或整个经济体的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

创新的过程 – 从理念的形成到最终的产品

此外，创新也有许多表现形式。创新可以体现在新的技术、产品、服务、组织类型、生产工艺以及生产或加工方法。创新受到社会变化 - 特别是经济政策 - 的影响，也是激发创新的因素。因此，它也并不仅仅是特定问题的一种简单的技术性解决方案。下图简单介绍了创新过程的基本结构。主要组成部分是从理念转化为可销售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这个简图的基础是标准的过程模式，并补充了含有潜在（上游）输入和（下游）输出指标的额外要素。

创新的过程从人类的创意和设计雏形开始，此后不同但密切关联的创新阶段由各个业务组织单元构成，如开发、采购、生产、销售和所有与供应商、政府机构、研究机构、竞争对手和客户关联的上下游。用于体现成功和客户接受度的测试或实验阶段也是流程的标准组成部分。

创新流程包括多个子流程，其中一些受到有意识的管理并且进行非正式的运行，而另外一些则自然而然的出现。相应的，不同阶段之间必然会出现不同频度和强度的反馈和相互依赖。例如，反馈可能来自在创造产品或服务过程中的不同子流程之间最终没有按计划实施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之前阶段中的步骤需要进行重新审视，如果需要，要进行修改和/或变动，或者该想法也有可能被彻底抛弃。
有哪些参与者?

增加全球的相互联系意味着成功的创新流程依赖于企业、科学、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主动互融。因此，只关注企业是不够的，尽管他们的确在创新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通常产生和实施想法，但在创新过程中，有更多因素和决策者参与，他们共同承担基本活动的责任。他们包括:

•研究和科学，他们开创新的方法和方法论
•教育行业，他们产生所需的高素质人才
•投资者，他们提供必要（风险）资本
•立法者，他们提供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消费者自身，他们的消费习惯促使制造商对产品的开发，他们甚至亲自参与开发流程（互动）

来自教育、政治、科学、企业、社会和文化领域各阶层的参与者以不同的组合参与创新流程，并以不同的强度进行合作。在过程中的每一步，参与者作出影响创新流程的贡献。但当创新流程极为复杂、不透明且无法直接衡量时，国际调查（如全球创新指数，欧洲创新指数）如何为一国的创新表现打分呢？

这些调查研究的科学家观察各种变量，这些变量能够通过创新流程的投入和输出因素来展现一国的创
新表现。投入方面使用创新驱动因素，他们提供了创新流程相互依赖的推动因素。投入因素的例子包括研发支出，个人风险偏好，公司技术设备标准（如拥有宽带连接的公司），或获得资金的渠道（特别是风投）。其他格外重要的投入因素包括教育支出、毕业生数量、或完成职业培训的人数占人口比例。

输出因素是各种显示创新流程成功特征的变量，如出口份额，特别是在科技和知识密集型领域。专利也可以被选作创新流程的输出变量，如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或专利费。销售数据也可有助于得出新产品和服务适销性的结论。

      2b) 中国创新表现

根据INSEAD统计的2009-2010 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中国在132个国家中排名第43位。7大支柱因素有助于确定一国的创新现状，其中5个是输入因素，2个是输出因素。输入支柱包括机构、人的能力、ICT和基础设施、市场复杂程度和企业复杂程度。输入因素衡量一国从产生新想法到转化为创新产品和服务能力。输出因素一方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包括创新输出和社会福利，隐含的假设是知识的使用刺激全球竞争并带来更大的繁荣。



该排名显示中国在创新活动方面依然落后。由于GII排名包括所有发展中国家，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处于所有国家的第三集团的上端，大多数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为发达经济体。该地位表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仍被视为一个新型经济体，但处于成为发达国家的边缘。这种不相称还反映在沿海和内陆省份之间的差距。中国在过去数年已经迎头赶上，但需要延续该过程来并成为具有竞争力的发达经济体。北京的创新表现优于中国整体水平。因此，如果单独评估，其排名将高于中国的第43位。

研发支出、科学工程毕业生和专利申请等多个因素可以体现中国在创新活动方面的表现。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低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在金砖四国中处于领先地位。随着中国逐渐认识到在这一方面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中国国有企业正在收购海外企业以获得技术、研发设施和人才，同时在本提高产能。



在与员工有关的专利申请方面，中国在1995-2007年期间经历了大幅增长。在此期间，中国实现了专利申请增幅超过1,000%，香港紧随其后为480%，而日本仅实现11%的增长率。当然，基数在这里起到决定性作用。尽管如此，快速的增长率显示了更多企业成功地进行了创新活动。中国企业因此将在国际市场拥有更大竞争力。考虑到中国在1980年代末才开始改革开放，22%的专利申请年平均增幅已经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此外，新加坡和香港只是一个城邦，而中国则幅员辽阔。因此，更高比例的人口从事于传统行业，如农业，而这些行业的创新活动要少得多。但与本地区其它国家相比(如韩国、日本)，中国在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根据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北京是国内最具创新力的地区之一。北京研发资金投入远高于中国平均水平。尽管2004年以来有所下降，但北京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依然是中国平均支出水平的近3倍。



相应的，北京被认为是中国科研最密集的地区和创新领导者。在科学工程毕业生占人口比例方面，北京在过去10年经历了大幅增长。越来越多可能提高北京创新活动的高技术工程师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从全国范围看，IMD的合格工程师排名中，中国从2004年的第58位提高到2009年的第52位，这也证明了该趋势。北京和上海不仅是中国拥有最多重点高校的大城市，而且还是创新的中心。由于拥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北京在这方面的表现甚至超过了上海，拥有约10,000多名科学工程毕业生。由于拥有获得基础设施的良好途径和大量毕业生，北京成为对创新企业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城市。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技术人员也支持这种趋势的延续。2009年，在IMD的技术人员可获得性排名中，中国在5年时间内从第55位上升到第39位。

      2c) 提高创新能力

合作是促进创新的有效途径

创新涉及供应与需求的方方面面。如今，任何创新都不太可能由单独的个人完成。网络和不同形式的合作都需要依靠创新资源。所有参与者共同编织一张创新网络，其特点是富有创造性和互助式（通常仅是暂时的）合作。每个单独的参与者都有特殊性或本地的知识，通过将这些分散的知识聚集起来，可优化整个创新过程，并使合作变得更迅速、更专业化、更富有成效。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有效的提高、成本协同效益更明显以及跨行业合作。此外，通过合作还可分散企业风险。

跨行业合作

不同行业间的关联导致个体过程的不断变化。跨行业合作促使各决策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并学习如何运营各种方法。通过学习，提高了各方解决问题的能力。个体的专业知识越强，作为合作特点的整合度、透明度以及信任度就越高，国家创新体系的质量也就越高。“国家创新体系”这个词的定义是“公共和私人行业领域的机构网络，其活动和合作促进了新技术的发明、引进和传播。”

… 要求更多的管理投入

然而，协同工作安排需要更多的协调和组织投入。对部分过程结果、现代管理风格、平等沟通以及实际落实的反馈机制和/或“由下创新”进行必要的评估是成功进行跨行业合作的有利步骤。尽管存在合作，但是各方可能拥有不同的项目经验知识，同时在实现其目标方面处在不同的阶段。开启创新过程以及与权益相关方进行合作可推进学习效果。尤其是反馈循环，它是一个特别有效的工具。由于内嵌式反馈和循环，整个创新过程要求一个贯穿所有次级过程的积极反馈机制，以便消除不必要的失误，不断完善改进。

创新过程的核心要素还是知识

除了好奇以及创新的突破所带来的快乐以外，每项创新的根源还在于人类无法满足的需求，以及随之为满足这些需求的各种想法。创新的另一个根源是自发性。德国漫画家、画家和诗人对此的看法是认为“一个欲望一旦满足，就会开始另一个欲望”。人的想法基于知识以及具体个体的创新潜能。将分散的知识来源进行整合，是创新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知识的出现加速了技术进步，并对现代经济的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根据现代发展理论，技术进步主要是员工技能以及/或培训的结果，同时也是研发及其成果普及的结果。

“知识共享”

与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原材料或劳动力）不同，知识具备经济发展上的重要属性：知识利用不具备竞争性，即一个人对知识的利用并不妨碍第二个或第三个人同时利用其知识。如果实物产品被交换，这些物体的所有者也发生变化。然而，如果交换思想，其结果是各方都拥有了两个思想。过去几十年间领先经济体之所以一直保持增长的原因之一，可能主要归功于知识的增长以及知识普及。

创新过程在不断变化之中

创新过程并非呈静止状态，而是各方所采用的方法不断变化的结果。创新过程所处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可直接影响到参与者并迫使其不断适应。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农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但其所占比重仍分别明显大于和小于经合组织国家（OECD）。与某些新兴经济体不同，中国尚未开始去工业化进程，相反仍在加强其制造业的发展。这不仅是短期周期性波动的标志，而且也是长期结构性变化的标志。创新过程因此处在不断变化中，这种变化可以大致归结为以下方面：

或许最大的经济影响力趋势依然是信息、技术、资本（直接投资）、人力资源以及商品和服务等领域间不断加强的全球整合趋势，技术进步步伐的不断加快，服务型经济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增强，数字和虚拟产品、程序以及商业模式的数量不断增长。尤其是，新兴国家毫无疑问在数字化世界中，将做出越来越多的突破性创新贡献。

此外，近些年来，创新过程的加快（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反应时间缩短）越来越需要各参与者更为密切的合作，并由此开启创新过程。

经合国家对私营行业研发项目国际化现象的调查也表明，除了政治战略和倡议，大部分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冒险都是个体研究人员和公司倡议和联络的结果。通过个人作为知识载体和构思源泉，知识资本、继续教育、更大的公民自由以及人口变化等方面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并对创新过程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这意味着一些公司尽管员工人数较少，有形资产不多，但其市值却高于（相对而言）其他一些人数较多，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知识密集型以及知识驱动型公司通常只拥有一个“挣钱”的构思，它的实现取决于员工的头脑。

结论

在全球需求有可能进一步走弱的趋势背景下，中国成长多元化动力的必要性已确定无疑。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和创新将对实现这个目标做出巨大的贡献。

给予服务业更大的政策优惠将大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加快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北京的高附加值服务业比重已有所提高，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因此，北京在中国未来服务行业发展方面有资格扮演先锋的角色。在创新方面，中国仍然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但中国正在快速迎头赶上，并加快技术的引进（例如，通过收购海外公司）。与服务业情况一样，北京在中国创新领域也扮演着主要角色。总而言之，北京作为中国“新成长模式”驱动力的前景将十分光明。它目前正坚持贯彻现已出台的政策，并将在政策制定者与中国企业以及在华经营的外资公司之间实现更加富有成效的合作，以实现这个目标。